他的死是明朝最大的悲劇

▲朱祁鎮奪回帝位。圖源：影視劇照

當朱祁鎮重新登上皇位時，朱祁鈺正在梳洗，準備臨朝。聽到鐘鼓齊鳴，他問左右：「莫非是于謙反了不成？」在朱祁鈺的心中，隱藏著他對手握重兵的兵部尚書于謙的擔憂。

沒多久，底下回奏說，不關於謙的事，是太上皇復位了。

朱祁鈺連說了三個「好」，重新回到床上，面朝牆壁睡下。沒有人知道他此刻的心境是怎樣的。

而于謙已經做好了赴死的準備。

在朱祁鈺當政初期，帝國處於戰時狀態，兵政合一，兵部尚書于謙是毫無疑義的帝國二把手。後來，于謙是少保兼兵部尚書，再加總督軍務，權重一時。他多次提出辭去一部分職務，但朱祁鈺說「國家重務委託於卿」，「不允所辭」。

奪門之變發生時，甚至在朱祁鎮重登帝位接受群臣朝拜後，手握重兵的于謙如果想阻止政變，那是分分鐘的事。他如果願意的話，絕對有能力讓朱祁鎮變回太上皇。但無論奪門之變發生時還是發生後，于謙都沒有採取任何行動，這表明他默認了奪門之變的成果。

明朝後來的史學家分析說，徐、石密謀奪門之變，于謙並非不知，但他卻認為如果以武力相抗，自己身家可保，而英宗、景帝勢不俱全。因此，當他知道徐、石帶兵夜入南宮時，聽之任之，坐等待斃。「公（指于謙）蓋可以不死，而顧以一死保全社稷也。」

于謙的死期果然到了。

重登帝位的朱祁鎮，內心被復仇情緒填滿了，似乎只有把舊帳清算完畢才能對他六年多的幽禁生活有個交代。而首當其衝，便是朱祁鈺倚重的「救時宰相」于謙。

奪門之變後第二天，正月十八日，于謙被捕下獄，罪名是莫須有的「意欲迎立外藩」——想要另立儲君。

正月十九日，朱祁鎮命三司九卿從速審理此案。

正月二十日，20多名官員在大理寺對於謙進行會審。于謙身遭酷刑，始終保持沉默。

正月二十一日，于謙被殺。

從立案到處死於謙，前後僅用了3天時間。這種非常規的死刑執行模式，表明有人迫不及待要于謙死。

根據史書的說法，朱祁鎮對於是否處死於謙還頗為猶豫，認為「于謙實有功於大明」，但徐有貞在一旁進讒言說：「不殺于謙，此舉為無名。」意思是，不殺掉于謙的話，你現在的皇位就是得之不正，沒有合法性。於是「帝意遂決」，下旨處斬了于謙。

處死於謙的同一天，朱祁鎮下詔赦免天下，並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。幾天後，被軟禁起來的景泰帝朱祁鈺，被廢為郕王。

朱祁鎮在詔書中，指責朱祁鈺當年是篡位上台，還對他8年來的為人、為政進行了全面的否定，大罵朱祁鈺「不孝不悌，不仁不義，穢德彰聞，神人共怒」，甚至詛咒朱祁鈺「既絕其子，又殃其身」。

經過朱祁鎮的抹殺，曾經堅決抗擊瓦剌、延續明朝國祚的朱祁鈺、于謙君臣二人，一個被黑成了「神人共怒」的昏君暴君，一個則被黑成了包藏禍心的奸臣野心家。

大約在奪門之變一個月後，朱祁鈺死了，年僅30歲。《明英宗實錄》說朱祁鈺是病死的，但這可能是朱祁鎮出於掩蓋真相而指使史官所寫的。野史的說法則是，朱祁鈺死於朱祁鎮派出的太監的縊殺。

朱祁鈺死後，朱祁鎮給他定了一個惡諡——「戾王」。隨後，又命人毀掉了朱祁鈺生前為自己營建的壽陵，另在北京西郊將他草草下葬。

明朝諸帝中，只有兩個皇帝不能進入皇陵，一個是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朱允炆，另一個正是景泰帝朱祁鈺。而這兩人身後命運的背後，是明朝立國不足百年間發生的兩起震驚天下的宮廷政變。皇權的爭奪，從來就是這麼赤裸裸，親情與血緣算什麼。

相對而言，朱祁鎮的手段比撿到皇位的朱祁鈺要狠得多。朱祁鎮或許僅有一個想法：我只是拿回原本屬於我的東西，只有他人虧欠我，我誰也不虧欠。

這種「不虧欠」的心理，也是人性使然。即便貴為皇帝，他亦無法超脫作為人的局限性。

就像作為臣子，石亨、徐有貞等人提著腦袋也要往上爬一樣。人總是以自我私利去指導自己的行動。畢竟世界上如于謙者，百年難得一見。

在奪門之變成功後，那些信奉富貴險中求的亡命之徒，一個個封官進爵。我也懶得一一去記述他們得到了什麼。我們只需要記住，他們也不是最終的贏家，他們僅僅淪為了皇權更替的工具。

這些人最終都迎來了不好的結局——在明英宗朱祁鎮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後，當年的奪門功臣一個個變成了亂臣賊子——石亨、曹吉祥等人均以謀逆罪被下獄或誅殺，儘管石亨謀反案可能僅是朱祁鎮羅織的一起冤獄；而徐有貞在政爭落敗後一度遭流放，始終得不到他想要的功名富貴，據說獲釋歸鄉後，每次酒後就繞屋一圈一圈地跑，邊跑邊叫「人不知我」，大概已經是瘋了……

從某種意義上說，他們跟于謙一樣，都是皇權之爭的犧牲品。只是，他們死得沒有意義，而于謙以高貴的人格，死後成了我們民族和國家共同膜拜的悲情英雄。

站在歷史的長河之中，當我們感受著流水的方向，就會發現任何宮廷政變其實也都毫無意義——除了增加陰謀與權術的運作，以教壞世人之外，根本沒有改變河流的方向。奪門之變更是如此。

我壓根兒不關心朱祁鎮與朱祁鈺兄弟的生死，抑或奪門功臣們的命運，他們要麼咎由自取，要麼死不足惜。他們都想掌控權力的開關，卻無一例外都是權力的奴隸而不自知。正如詩人所說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。僅此而已。

而我之所以願意用這麼長的篇幅寫下這場毫無意義的帝國政變，僅僅因為它造成了于謙被殺的悲劇，從而印證了詩人的下一行詩句：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。

整個事件中，無數的人物來來往往，但經過歷史的淘洗，唯有于謙的遭遇和精神超越了時代。那個擁有權力而最終棄用權力的悲情英雄，或許是唯一有靈魂的人。是他，讓這段歷史值得被反覆追憶，被永久銘記。

參考文獻：

[明]談遷：《國榷》，中華書局，2005年

[清] 張廷玉：《明史》，中華書局，1974年

[清] 谷應泰：《明史紀事本末》，中華書局，1977年

孟森：《明清史講義》，商務印書館，2011年

王思懷：《于謙之死與景泰年間中央權力的再分配》，《北方論叢》，2006年第3期

王天有：《實錄不實的一個例證》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，1981年第1期